臺北關渡美術館《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新聞

2017-07-16

《毛旭輝：我就在這兒》

《MAO XUHUI：I’M HERE》

展期：2017/07/21(Fri.) - 09/26 (Sun.)

開幕：2017/07/21(Fri.) 5pm

學術研討會：2017/09/20(Wed.)｜時代變遷中的圖像自治 - 毛旭輝藝術研討會

地點：臺北關渡美術館│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毛旭輝，就在他所在的空間

文 / 馮博一

毛旭輝作為“八五美術運動”的代表性藝術家之一，在當下中國當代藝術生態中，也許難以在類型化、符號化的趨同性裡給予簡單地界定和歸類。如果說前衛藝術意味著對現存藝術系統的格格不入，那麼毛旭輝當然添列其中，但這一定位卻有些寬泛和空洞。倘若將中國的前衛指涉在“八五美術運動”以來，延續到後現代主義、文化全球化潮流，毛旭輝的藝術創作漸行漸遠。與現代主義藝術相比，毛旭輝顯得相當的人文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比較，他拒絕無意義的創作。他是一種內嚮的趨於自我的創作，拒絕復製形而下的生活圖景。他說：“我的創作主要是反思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無論是采用象徵還是隱喻的手法，這是我長期以來建立和遵守的藝術信念。我有作為藝術家的身份自覺，我首先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普通人，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唯一的不同是我的生命歷程中有藝術相伴。藝術作品可以承載一個人的全部存在感，藝術為我提供了一般人沒有的非常有力量的生命表達方式。”（見張光華對毛旭輝訪談“藝術是生命之重”，2014年）。在我看來，毛旭輝的繪畫藝術是一種返還到藝術創作之初，接近人與思想、與繪畫語言，以及藝術與人生本源性的關系之中。他關注個體生命的生存境遇，以人、景、物的象徵性，直接或間接地表現了人性隱秘復雜的存在狀態，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期潛在的矛盾與沖突。作品針對性既源自於人的精神失衡和漂浮的無所歸宿，又源自於人性的乖張、扭曲和變異。其中壓縮著他的理性思考和表現主義意味，並適宜地融入到作品的精神層面，顯示了他將畫面中的關鍵性形象，同時賦予了內容和形式上豐富的視覺效果。以此，毛旭輝沒有當下藝術圈裡慣熟的風格樣式，是一位不見容於現在流行“藝術”模式的藝術家。他一直堅守在他所在的空間之中。

毛旭輝的繪畫藝術為演繹人的“生命境遇”提供了特定的場域。作為5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其創作基本上是以社會現實為依據，以批判性、表現性和具有明確個人化審美視角，傾力表現個體生命在現實存在空間中的境遇和異化人性。在面對歷史與記憶、現實與個人的關系時，則更注重個體生命的精神內質。早在上世紀的80年代，毛旭輝就積極投身於“85美術運動”之中，他的《黃昏中的體積》（1983年）、《紅色人體》（1984年）等系列作品，擺脫了當時流行的鄉土寫實的影響，表現主義繪畫的語言方式，潛隱出社會動蕩背後人們精神與心理層面的暗影。尤其是《水泥房間裡的人體．正午》（1986年）、《私人空間．自囚》（1987年）等作品，折射出那個時期人們在社會轉型初期的茫然和無所皈依的扭曲掙扎。而《家長》（1988年）、《靠背椅上的白色人體》（1989年）、《紅窯中的大家長圖》（1990年）的創作，則揭示了我們的生活本該是有意義的，然而我們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或者說，生活的意義被一種政治權力所抽空了。同時，他以“剪刀、椅子”等日常生活的具體器物，對應和比附著我們現實生存空間的緊張關系，形成了毛旭輝特有的符號化系列作品，並將辨識度極高的，不斷變異的器物，拼合、迭加在他所營造的多重景觀之中，如《剪刀和你的孤獨在一起》（1996年）、《鏡子裡的剪刀．春日》（1999年）、《永遠．獻給赫倫巴爾》（2011年）等等。其創作主體的意圖並不在這些器物本身，而是以“道具寓言”來獲得對現實人生更深的隱喻和輻射。這種寓言形式是對歷史的命名，對現實的關照，他是在寓言化敘事方式中，具有張力地讓觀者在他設置的視域中獲得警醒的提示作用，還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那些令人恐怖的現象仍在持續發生著，以啟示著我們的思考。這種處理的方式，既表明了創作主體對既定現實種種現象的藝術轉化與提升，也透示了他掙脫現實表像、突出個人主體的創作意愿。因此，毛旭輝營造的視覺圖像，是一種對中國現實景觀的直接象徵與隱喻，呈現了他在這樣現實境遇中的直覺感受以及他的立場與態度，顯示了他的繪畫在跨出了對現實“似真性”追求之後，在一種非具像關系中，凸現了生存的不確定性和無法把握的動蕩。從這點來說，毛旭輝既延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為人生而藝術”傳統，又拓展了“85美術運動”的啟蒙與反思的人文關懷。因為，對當代文化境遇的敏感，導致了毛旭輝對以往藝術形式在方法上的改造，而藝術家需要的就是用一種規定為“藝術”的方式和話語來體現他的思考、判斷、批判和探索。

毛旭輝藝術中的“鄉關何處”，在於他第二“故鄉”的圭山。在《圭山．母親和女兒》（1987年）、《圭山．秋日的核桃樹》（2011年）等作品中，他其實更多的是表現為對已經消逝了的、留存於個人生命記憶之中“歸屬”問題。由此，離開與進入圭山在毛旭輝後來的創作中變得癒來重要起來。他是非常真實地表現在荒涼狀態下，敘述著自己的重置與虛構，比如反復出現在他畫面中的鄉間、樹木、村舍等等。因此，與其說這是他對圭山景致的不斷寫生，不如說它在整體上被作為一種和諧的、恬靜的與今日個人生活血肉相連的“家園”想象，同時也必然與他藝術經歷聯系在一起。他說“我將繼續面對自然、樹木和土地，面對那些被陽光曬黑的臉。我注定要沉靜下來，返回孤獨的美好，從人群和信息的滔滔不絕的霧霾中逃離，從無私的客觀的數據和網絡的參照下逃離，相信直覺，相信眼睛和耳朵，相信手和皮膚觸摸的一切，相信樹和樹葉……，相信紅嘴鷗，相信老照片，相信膠片，相信8毫米的攝像機，相信木櫈和燭光，相信昭通的蘋果、圭山的苞谷酒和土雞，……相信景邁山那幾棵千年的古茶樹，相信茶和古琴，相信茶馬古道，相信馬。”（見毛旭輝《繪事有思》一文）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旭輝為存在尋找記憶的創作，已不是刻意尋求表現異域風情文化樣本的象徵意味，而是記錄著他在圭山日常生活場景與片斷，強調的是個體記憶的豐富和細膩，仿佛是在傳統和記憶即將消逝的時刻，對記憶的追認，同時也是一種重構傳統記憶和自我記憶的方式。人與社會的變遷、時光的流逝，記憶不斷被破壞，但內心深處的記憶仍然會發生作用，會感到迷茫，如同在端詳發黃的老照片，荒涼、孤獨又有些傷感的憂郁。因此，毛旭輝對圭山的眷顧是試圖將已獲得的“記憶”保存下來，以此抗拒喪失的想象。

對毛旭輝的印象，常常使我回憶與感懷上世紀80年代美術界的一些片斷場景，藝術家對藝術的追求充滿著執著的沖動，幾個人，一杯茶、一瓶酒、幾包煙可以“侃”一個通宵的藝術、人生、未來等宏大敘事。在物質與精神同樣貧瘠下，80年代實際是意味著理想主義者的現實抉擇。然而，時光荏苒，三十年後當我們再一次面臨著時代的喧囂時，但已全然沒有了那時的語境。這與把握自己命運、尋求自我實現的群體意識，已逐漸分散到每個人的利益訴求之中而不復存在的今天，形成了明顯的對比。而毛旭輝似乎還在延承著80年代的“情結”。這種“情結”不是個人化解不開的心理狀態或感情糾葛，而是那種已自覺意識到的內心愿望，這種愿望就是執著於藝術對“現實”直接的投射和反映，相信現代性能夠洞察生活的真相和現實本身。這與中國現代性歷史所面對的社會危機是緊密相連的，也是中國的歷史必然和中國現代性的特點之一。在我看來，毛旭輝的藝術在於對歷史、現實趨嚮的反映，在於藝術家個人對現實變化、矛盾沖突的敏感、思考、表達和激情。也就是說，他的創作往往是具有現實的針對性——針對現實社會的轉型、時代的變遷所引起的種種社會問題，以及他在這一過程中的處境和體驗。這是解讀毛旭輝藝術的主要線索。他已不是簡單地介入或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某個側面，而是一種自覺地保持一位真正藝術家的“邊緣”的態度，疏離於藝術界趨炎附勢的媚俗。這種“邊緣化”實際上是他堅守在社會文化趨嚮之外的一種系統或非系統的位置，它與社會主流意識不是同構的，而是立足於對主流社會形態以及由此生發的種種媚俗現象的批判立場，因而自然地處在社會在野的邊緣位置。由於市場經濟、商業大潮乃至文化全球化，以及當代科技的發展而導致的傳媒與視覺文化擴張，使文化藝術走嚮通俗化、大眾化。同時，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消費主義使人們價值觀念走嚮實用，實時性的多樣化消費方式，也使這種直面現實的激情不斷受到削弱。而毛旭輝的藝術其實是形成了與當下現實文化環境相仿佛，卻又對它構成了批判的一種個人話語力量。他的藝術創作指嚮都是直接從他的現實生存處境所引起和汲取的。這個特點既有他對邊緣、遊離狀態的自由選擇，也有對傳統的叛逆和對現實的質疑與憂患。他的作品不是在當下消費文化宰製下的審美趣味，而是在社會現實同心力與離心力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消長，從而構成了毛旭輝藝術的特殊魅力所在。

毛旭輝一直居住在西南的昆明，他在自愿邊緣化的選擇中，堅守著他的批判、質疑與無所顧忌地表現——那是一個只有藝術家才能夠達到的極限。因此，毛旭輝保持了一種比較自由的創作狀態，提供的是一種感覺的綜合，或作為一種心緒、情感的附加值，以及在喧囂的混世裡，凸現了一種跨越不知邊界的回歸。因此，毛旭輝所追求的藝術是不受外在社會喧囂的製約中而獲得的獨立想象，發現並眷顧著與感覺直接相關的景致，尋拾、覺知著藝術家對自然、對人生、對境遇的態度與表達方式，遣懷、致遠而沒有流行的雜色，顯得沖淡、密閉而又節製，從中看到的是歷史、時代賦予他的文人操守，並一以貫之地醉心於繪畫的粘性與質感，實驗著視覺語言的多重方式，以及對藝術態度始終處於“無限”的抽離與延伸之中。他似乎甘愿本乎於心，順乎於道，惟我而行，如此而已！也許這就是毛旭輝人文情懷，也是其中的一種歸宿吧。

作為50年代出生的毛旭輝，他承受了一份不獨個人的困惑，也許潛在於我們內心的心理隱秘只是開始，總有一個嚮著的世外，也許未必是桃源，卻有一個開放的空間，在現實的內外仍有理想可存放的地方，那就是承擔社會責任和作為一名藝術家的敏銳與獨特的表現。其中，毛旭輝難能可貴的堅持而並不孤獨，盡管他沒有所謂藝術明星的搶眼，或者用來邀寵的流行與時尚，但總有一些東西在裡面，默默地抵達或抵抗。而作為60年代出生的我，更認同他與之後代際的不同，看他的進出、徘徊和堅守，了解他的本土之心，知曉他價值觀和信念的次次沖撞、掙扎、忿懣和於現實間的無奈。還有他知其不可為而為的那一種只有50年代人才具備的藝術人生的準則與追。

參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