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云南省石林县圭山镇大糯黑村。从上至下依次为：荀贵品、白伟民（左）、黄敏俊、刘瑜（中）、黄春华、陶发、毛旭辉、刘仁仙。（图/阿灿）

文/孙琳琳（微信公众号：孤独与艺术）

2006年9月，英国艺术批评家马丁·盖福特第一次来到约克郡东区的布里德灵顿。大卫·霍克尼把小折篷汽车开得飞快，带盖福特周游他画过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找到了天堂。”霍克尼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画约克郡的风景。

霍克尼在写生。（图/《更大的信息：霍克尼谈艺录》）

也是在2006年秋天，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毛旭辉第一次把学生带到圭山脚下的云南省石林县圭山镇大糯黑村写生，至今已第十年。而他本人自1979年至今，在此画了整整36年。

当中国当代艺术在商业和观念的影响下浮沉前行，当照片成为大多数艺术家的创作资源，在光线变动不息的自然中，写生从未失传。

没有充分的观看就没有好的画家。2015年4月，大卫·霍克尼在佩斯北京的个展“春至”，以及他在北大和央美的讲座，再次提示了写生的意义：

“我不知道哪一位现代派评论家说过，风景画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了。但是，每当有人说这种话时，我总是固执地想：哦，我相信是可能有所成就的……因为每一代人的观看方式都各不相同。”

2011年10月，圭山，阿丽。（图/阿灿）

“你能不能带我去山上玩？”5岁的阿丽对正在半山支起画具的毛旭辉说。

“现在要画画哦。”

“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要朋友？”

1979年，当毛旭辉和张晓刚、叶永青还有云南艺术学院的同学一起背着行李和画箱徒步5公里进圭山写生时，阿丽的爸爸足老三还没有出生。如今，读小学的阿丽已经能在晚上讲座时坐在学生中间一起听课了。

足老三和他的母亲、妻子、女儿阿丽。（图/阿灿）

“在圭山，时间是凝固的。”毛旭辉说。他画了36年的圭山，是指圭山脚下的大糯黑村。

大糯黑村。（图/阿灿）

2006年，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大三的学生第一次集体来这里画风景。2011年秋天，学院把大三、大四的学生和研究生一起送到这里来上写生课。

云南艺术家刘亚伟、金志强、胡晓钢、段玉海时常来圭山写生兼辅导学生，各地也都有艺术家投奔这里写生。2011年10月，来自台湾的艺术家黄敏俊，来自新加坡的艺术家谢江水、周壁珊，都在圭山找到了感觉。黄敏俊还独出心裁地把红土撒到画上，他很激动，因为在异乡找到了故乡的感觉。

新加坡策展人蔡斯民1997年就到过圭山，2011年他在大糯黑村住了三天，临走前托足老三帮忙打听能不能买下村口的老房子——他并不打算住，就是想让它保持原貌，不要被拆掉。

石头是圭山的重要建材。（图/阿灿）

最美的是你无法说出的那一部分

在一群石头中坐下，看万物生长，阳光像一场烟。/每一棵树都是美的。比起该死的人类，它们孤单又寂静。/甚至，最美的是你无法说出的那一部分。

在石头寨子大糯黑村，总想起何三坡的这几句诗。

这块地方缺水，只种土豆、苞谷、小麦和烟叶。村民纯朴，画具放在田里一夜也不会有人动。村中有一大片核桃树林，长着一棵无尽开枝散叶的巨大核桃树。很多艺术家画过它，毛旭辉叫它“最美核桃树”。

毛旭辉《圭山·秋日的核桃树林之一》，布面油画，70cm×90cm，2011年。（图/由毛旭辉工作室提供）

“绘画上有个秘诀：最完美的和最适宜用艺术形式表现的东西，正是造化所赋予的。”安格尔说。

秋天来了，常常整个上午，村庄都笼罩在雾气中，这样漫反射的光线是画家最喜欢的，但是这样的光线通常也预示着下午将会是一个灿烂的大晴天。

2011年10月25日这天，光线就变了，上午的画无法继续，又赶上镇里的华猛斗牛场有斗牛比赛，学生们就在足老三的带领下穿过煤场的小路去看斗牛。

去往斗牛场的红土路两侧停满了摩托车和拖拉机，从四面八方来的村民坐满了圆形斗兽场一般的场地。参赛的牛身上写着大大的编号，前一分钟还在观众身后安静地吃草休息，后一分钟就在斗得满头鲜血、黄沙扬起。

圭山镇华猛斗牛场的斗牛比赛。（图/阿灿）

足老三最喜欢看斗牛，每次都要看完最后一场初生小牛的表演赛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最近，他买了一头小黄牛，希望有一天也可以牵牛去参赛。

这是他孩子气的一面，实际上，父亲和两位哥哥去世后，生于1980年的足老三就独自撑起了这个家。艺术家和学生们的到来，改善了也改变了他的生活。跟艺术家接触得多，他也有点懂行了，说话间常有调子、笔触一类的词蹦出来。

艺术家刘亚伟送给他一双很酷的高帮迷彩军鞋，足老三总是配上牛仔裤一起穿。来圭山画画的人多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送画给他，大家都怂恿他干脆买下后院栓牛的那块地，建一座私人美术馆。

老三的小牛。（图/阿灿）

发现“云南种子”

来圭山写生的学生，坐在足老三家“四通园”的长凳上整理画具，看上去像从小在这里长大一样自然。他们被毛旭辉称为“云南种子”，这个比喻含着期待，也有祝福的意思。

出生于1984年的陶发在曲靖市师宗县高良乡平严村长大，长长的斜刘海，穿衬衣总比别人多解开一粒扣子。据说他是家乡传统运动“踢脚架”的高手，喝起酒来也很豪迈。

清晨，陶发在圭山的核桃树林里画画。（图/阿灿）

在圭山，陶发属于“体验派”，出了太阳就脱掉衣服在田间地头满身热汗地画。再阴冷的天他也穿得很少，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总是装着苞谷酒。毛旭辉说，他的画是在圭山突然开始有感觉的，没有征兆，一下子就对了。

跑过山坡和草垛，另一位“体验派”高手荀贵品提了一个绷了白色画布的画框潜入核桃树林，他吹着口哨，在林子里上下来回转了几圈，用随身的小相机拍了些照片。阳光一直稳定地透过树枝洒在落满枯叶的林地上，荀贵品把画架支好，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画画。他的笔触如疾雨般落在画布上，白色逐渐消失。这时哨声也停止了，他蹙着眉，专心致志地越画越快。

在圭山，生于1986年的刘仁仙不仅画画，还兼做画架，开拖拉机，当开心果。小刘的绝活是爬树，10月正是柿子、梨、苹果成熟的季节，也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

女生怕晒黑，全副武装。（图/阿灿）

男生赤膊上阵，与圭山赤诚相见。女生则武装成蒙面人，遮阳帽、口罩、围巾、围裙、套袖、长靴一起上身，生怕晒黑晒伤。与她们的如临大敌相反，已经毕业的小胖在村子里悠闲地住了近4个月，他的皮肤早和当地人一样黝黑，出入骑一辆小摩托，村子里最怕羞的小孩也肯给他抱。

2015年4月，圭山，足老三家，“云南种子”易寿良、荀贵品、陶发、刘瑜。（图/孤独与艺术）

“云南种子”全神贯注地完成他们的作品和人生，也得到了市场的回应和报偿。摄影师吕楠曾说：“所谓自由就是我们还能做决定还能选择，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们的幸运不仅在于找到了前途，还在于找到了一块退可守的乡土。

2011年10月，刘瑜在苞谷地写生。（图/阿灿）

大时代边上的写生课

“画写生最难的是保持住第一眼的感觉，因为画着画着你就会有逻辑，个人习惯也出来了。”毛旭辉左手握着一把画笔，远远地端详眼前的草稿，同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学生聊天。停了一会儿，他低头重新晕开面前的一堆废颜料，其中有很多这个秋天他大量使用的绿色。

已经毕业的普艳在圭山住了一个月，这天上午，她没画画，就站在毛旭辉身边看他画。过了一会儿，荀贵品、刘瑜、黄春华、白伟民也来了。

光线变了，毛旭辉停下笔，转过头指点他们几句。像印象派一样，毛旭辉毕恭毕敬地追随着太阳，追随着光，追随着他所描绘的对象。艺术史学者吕澎认为，他的艺术是柏格森生命哲学在中国的形象陈述人。

2015年4月，圭山，毛旭辉在写生。（图/孤独与艺术）

1997年，毛旭辉人生的第一个个展展出的就是“圭山系列”。2006年以来，他重又开始密集地画圭山，不论什么季节、什么景色，从未感到厌倦。他对圭山的热爱影响了学生们，他所传授的与其说是描绘自然的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寻找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东西的能力。

白天，所有人都在村子里画画，毛旭辉路过时，学生会举着画跑过来给他看，他就停下来说哪哪好，哪哪画得还不行。“有多少代人画过圭山了，今天你们是否能画出跟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2011年10月，傍晚，金志强写生归来。（图/阿灿）

每天晚饭前，另一位老师金志强结束一天的写生，夕阳下由一名学生帮忙扛着画，自己手提画具，回到“四通园”。学生们在院墙边把当天的画一字排开，金志强点一支烟，开始逐个点评。哪个学生找到感觉了，他就夸一夸，哪个疏懒画得少了，他就教训一顿。他很享受学生亲近地叫他“强哥”，“学生走得不稳时，需要老师作为拐杖。”他说。

四通园的“画展”。（图/阿灿）

有一回，一个学生戴着MP3在田里画画，金志强走过去一看，画得糟糕，他大为光火，把调色盘甩到了田里。第二天，这学生果然认真起来。“不是错与对的问题，而是看你有没有感觉。”金志强说。

晚饭后，毛旭辉和金志强起身去散步，学生们也跟着，前后左右为他们举着LED灯。在圭吧（老三家斜对面的小卖部），毛旭辉停下来买“爽歪歪”给大家喝 - 昨晚“锄大地”他一定是输了。

圭山的传统娱乐项目“锄大地”。（图/阿灿）

台湾来的艺术家黄敏俊抬起头，瞥见满天繁星，赶紧叫大家看。学生们笑闹着、惊叹着。

“带学生来圭山以前，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面对艺术开心起来”。毛旭辉靠在圭吧门边，愉快地说。

用了十年的画箱。（图/毛旭辉）